大年初一的时候，南京人有到鸡鸣寺祈福的习俗。

　　从古生物博物馆门口到鸡鸣寺的山门，路旁的樱树底下，密密地排着小贩，这是平日里没有的。有卖瓜子糖果的，有卖香烛灯笼的，还有磕头如捣蒜的乞丐。一路上挨挨挤挤，摩肩接踵，全是人。这人流一直漫到山顶上，而人漩涡的中心，是豁蒙楼。

　　豁蒙楼前是一个小广场，所有的人都要汇聚到这里点燃手里的檀香，为自己，为家人祈福。平日人不多的时候，人们可以安心地四方参拜，让手中檀香的味道慢慢地弥漫开来。可是在今天，人们只能找一个仅可立足的地方，怕燃着的香碰着别人，手都高高举过头顶，口中喃喃念几声，然后立即插到那个庞大的铁香炉里，奋力挤出人群。虽然拥挤成这样，人们脸上都带着笑，因为是大年初一。据说今天高兴一天，一年都会快乐。今天祈福，神祇会带来一年的好运。

　　隔着人影，我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脸，然而我不能肯定。因为他的头发是白的。

　　是清源。他左手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右手举着一把已经点燃的香，正努力朝供着佛像的大殿挤过去。清源是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是一个颇有名气的诗人。他在给一家杂志当编外编辑，能够经常请我吃饭，偶尔还能介绍点活儿我干。几年的暑假，我都跟他混在一起，我们一起找一个空调足的“麦当劳”坐下来，要一杯可乐，埋头写作，一写就是一天。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在《诗刊》，后来，又被好几家杂志转载了。一时之间，清源名声大振，常常有慕名而来的人跟他谈文学。有相当一段时间他没有空理我。等我毕业的时候，他突然又出现了，一定要请我到“半坡村”茶馆深聊文学。我没有心思，因为工作一直没有着落。他说，工作只能是理想的一个过渡。如果因为找工作而失去理想，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于是，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我跟他谈了一夜。

　　后来，我去了北京，在中关村卖“杀毒”软件，他给一家娱乐杂志做活动策划。再后来，我回南京当了记者，清源自己搞了一个跟娱乐界人士打交道的公司。他请我到他公司去看过，公司很堂皇，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时髦男女，像日本卡通画上的人物。他自己梳个大背头，穿西装，打领带，表情沉着。晚上吃过饭，又到茶馆喝茶。他问我，有没空给他写文案，钱好说。我连忙辞谢了。我问他还写不写诗?他说，写诗是少年的事，人到中年，就得考虑事业了。我跟他开玩笑，你哪是中年，马上奔“五”的人，还要拼。他说，要拼。茶喝到晚上11点，要分手了，他说，他打算离婚。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神色。他老婆我见过一次。曾经从乡下来城里看过他。不过长相是一点都记不清了。

　　两年前，他突然给我打电话，向我借钱，说急用。我火急火燎地到银行汇款给他。说好一个月后还我的，两年过去，他再没有跟我联系。

　　在人影当中，他一直没有看到我。他怀抱着的孩子还在哭闹，我听不到孩子的哭声，只看到他脸上带着泪，不停地用手拍打着清源的头和脸。清源才五十岁，可是头发全白了，远看，完全是一个老人。他抱着的，应该是他新娶的女人生的儿子。那个女人我听说过，可是从来没见过。连过年到鸡鸣寺敬香都没有同来，一定又发生了什么。

　　清源终于挤进了大殿，把香插在佛前，在一个蒲团上跪下来磕头，他的儿子站在他旁边，用手使劲地扯着他后背的衣服。他的脸在人头攒动中若隐若现。

　　我怕他看到我，转身去了豁蒙楼。我跟清源来过豁蒙楼好多次。这是执着追问人生意义的文青们必来的喝茶处。我找了个靠窗口的位子坐下来，要了一壶“雨花”茶，呆呆地看窗外的台城和玄武湖。

　　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他的好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建的。杨锐死了，张之洞痛惜不已，盖个楼，永远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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