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同北大百年校庆的“列车公关”相比哥德堡号”的“古船公关”决不单纯局限在庆祝“中瑞建交55周年”的意义上，而是承载着众多公关影响，具有“共振”效益的“大公关事件”。

 

从政府层面看，“哥德堡号”公关恰逢中瑞建交的第55个年头，而其整个复航过程也是中瑞系列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前，“哥德堡号”就引起了双方政府的关注，2004年中国副总理吴仪及外交部长李肇星曾先后参观“哥德堡号”。在“哥德堡号”到达广州之时，瑞典国王、王后乘船抵达中国广州港，随后国王应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邀请对中匡进行了国事访问。作为一次最初由民间发起的活动，“哥德堡号”公关IE是因为有了政府的牵头和外交才使其影响力得以扩大。政府公关正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形象，提升政府软实力，与它国建立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力士”。“哥德堡号”复航中国活动之所以如此成功与两国政府的公关意识,对此事件的意义和价值的认知与共识不无关系。

 

从经贸层面看，瑞典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筹备“哥德堡号”的第四次中国行，，其背景是中国成了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瑞典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促进双边经贸往来，挖掘中国市场潜力，正是其公关的深层寓意所在。“哥德堡号”重返中国，仍然装载满满f只不过早已不是交换中国茶叶、瓷器的白银，而是瑞典的品牌和文化。当然，经贸是双方的，对中国而言，“哥德堡号”的到来无疑也是一个发展契机。广州和上海两个城市在“哥德堡号”停泊期间，我方同瑞典方面就产业合作、贸易往来、航运、物流、通讯和环保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与合作。以“哥德堡号”复航中国为载体，中瑞之间的经贸往来被推向1个新高潮，两国贸易也就此开启全新篇章。

 

从企业层面看，事件营销一直是企业进行推广的重要利器。众多瑞典企业在同“哥德堡号”一起扬帆来到中国的同时，也树立起其良好形象，加快了自己的国际化进程。例如，随船而来的诸多瑞典企业中，沃尔沃集团在中国的知名度较高，就借良机趁吉日打出了新车型S40在中国上市的公关牌。而作为全球著名通信器材企业的爱立信是瑞典来访商团的重要代表。“哥德堡号”一抵穗，爱立信就举办了隆重的媒体联谊会，邀请广东各大媒体记者亲自走上船,感受瑞典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文化。此外，还有众多试图打人中国市场的瑞典企业也初次进人中国公众的视线。可以说，“哥德堡号”成就了众多企业“借船出海，借帆远航”的愿望。

 

从历史层面看，“哥德堡号”对于中瑞双方都有着深远的纪念意义。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才能有未来”。“哥德堡号”事件本身历史背景得天独厚：它与两百年前两个国家的商贸往来和友谊有关，并非所有的公关事件都能够以一段如此气势恢宏的历史为铺垫。而对瑞典而言，通过对自己文明的肯定和追随，必然能提髙瑞典人对历史的崇敬和民族的自豪感。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康乾盛世”的重温，是一段交流史的映照和续写佳话。

 

从文化层面看，这样一个大型的公关活动也有多个文化题目值得书写。例如，海洋文化、造船文化、北欧文化，等等，通过中国人对瑞典航海和造船技术的了解，体现的是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交流;通过瑞典人参访中国城市，以及中国人登上瑞典古船，又体现了古老儒家文化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的碰撞。此外，两国、两个民族的友谊也是重要的文化主题，在“哥德堡号”访华前后，中瑞为纪念建交还举行“瑞典藏中国古陶瓷器展”、“瑞典瓷器捐献故宫”以及“沃尔沃帆船挑战赛”等附属活动，所有这些都含有文化交流的重要价值。

 

总而言之，“哥德堡号”来华这样一个单独的大型公关事件确实能振动到多个方面。就以上五个层面看，各层都不是孤立的效果，而是表里结合、共同协作的。政府公关的顺利进行有力地推动了经贸公关的良好收效;经贸公关使得政府公关有了实质性的内容和成果;众企业借着两国政府外交、民间文化交流而打造形象，传播美名；历史价值也深化了双方文化活动的意义，并为政治和经济公关创造了由头。由此可见,大型活动庆典活动公关不仅具有纪念的功能，还能够产生多种互相关联、互相促进的“共鸣”辐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