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大型活动

2013-08-01 10:22:46

史海钩沉，翻开历史书籍，也不乏这样精彩的例子。我国历史上也有不少大型的公关策划活动，从对它们的回顾和总结中，可以更明晰地看到大型公关活动的精要所在。

先看一则关于秦朝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侵略修筑了长城的案例。“始皇巡视北部边地，从上郡回到都城。燕人卢生到海中出使回来，将鬼神之事上报,并向始皇呈奏谶纬图书，书上说：“灭亡秦朝的是秦始皇于是派将军蒙恬出动三十万大军，北上攻击胡人，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三十三年,征发各种逃亡的犯人、卖身的奴隶和商贩去夺取陆梁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把受贬谪的人派去防守。在西北地区驱逐匈奴。从榆中沿黄河向东一直到阴山,设置了三十四个县，沿黄河边修筑城墙作为关塞。又派蒙恬渡过黄河以取高阙、陶山、北假一带，修筑亭台屏障以驱赶戎族。迁徙受贬谪的人，安排到新设置的县。下达禁令不得祭祀。彗星出现在西方。三十四年，贬谪办理狱讼不当的官吏，让他们去修筑长城以及戍守麵舰。”

对于秦始皇修筑长城这一大型活动历史上有褒也有贬，赞成的人认为长城有效的抵制了北方匈奴的侵略，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的环境。比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这样说：秦始皇修筑长城古无其匹，为世界独一之奇观始皇虽无道，而长城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由今观之，倘无长城之桿卫，则中国之亡于北狄，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北之种族也。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虽一亡于蒙古，而蒙古为我所同化;再亡于满洲，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其初能保存孳大此同化之力，不为北狄之侵凌夭折者，长城之功为不少也。”反对者则认为，秦始皇修筑长城,虽然在-定程度上抵制了北方匈奴的侵略，但是在强迫百姓服徭役的情况下完成的，还花费了大量的金钱,是人民的一场灾难。

这样的大型活动，有褒有贬，那么从中可以总结出怎样的经验呢？首先,之所以会得到肯定的评价，是因为筑长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稳固边疆，使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从而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害，也就是说其主题能符合民意。深入人心是一个大型活动举办成功的关键所在。历史记载，在秦朝后，各个朝代仍然仿效秦始皇,不断修筑长城来防御外敌，说明修筑长城对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民族统一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其次，会有人持反对意见，怨声载道主要是因为在实施此次大型活动的过程中所花费的人力物力过大,也没有征得人民广泛的同意，当时虽然在封建强权的推动下勉强完成，但暴政也使得民众负担着沉重的陚税和徭役，导致建立不久的秦朝失去人心，迫使民众中酝酿着“革命”的火种。修筑长城所需的大量经费迫使统治者压榨人民，苛捐杂税如此繁重，民不聊生，这不但是反对者持否定态度的原因之一，也是秦朝走向“失道”的开端和覆灭的导火索。

再看另一则中国历史上的公益性大型活动的例子。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志士们就一直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想通过戊戌变法来拯救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中国民众。当时的光绪帝也感觉到深重的民族危机，同时也想借此摆脱自己的傀儡地位，于是在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开始。从这一天起，光绪帝就不断颁布了各种变法诏书,让中央各部大臣及地方督抚大员着实变法。变法的内容包括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面，比如在经济上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政治上为开明绅士和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提供了便利，在文教方面主张废除八股，提倡新学等。但是变法只坚持了103天,便被封建保守势力镇压下去,所以被称为“百日维新”,纸上的理想最终还是没有成为社会现实，以失败告终。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变法会夭折了呢？除了封建社会的束缚外，以下几点是此次大型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一,变法就是改革，而改革又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有机配合。但维新派在变法过程中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改革上则严重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下则广泛触及八股士子、无业旗民的利益，这使得变法缺乏一个拥有实权的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更缺乏一群能有效地将变法法令推行到全国的地方实力派的默许和支持，变法因此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失败。

第二,变法思想不切合实际，内容缺乏操作性。这次大型活动的主题是救亡图存,从主题而言应当是深得民心的。但是维新派以日本为师，想通过君主立宪的方式来实现变法的想法过于幼稚。变法人士没有考虑到中国人在观念上与其他国家民众的不同，也没有考虑中国人民的接受能力，其所倡导的君主立宪体制缺乏一个能普遍认同的社会心理环境。虽然变法决心很大，涉及面较广,包括了经济、政治、文教、军事等方方面面，但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社会心理，也缺乏具体可行的实际方案，使变法的各项措施难以落实。

第三，依靠力量不够强大。当时变法的一个目的是恢复光绪帝的权利，剥夺西太后、军机大臣、各部堂及地方督抚的大权，但维新派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力童来推动改革，没有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支持，最终在中央和地方两股强大顽固势力的镇压下失敗了。维新派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在改革中的作用，认为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可以看到维新派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不敢大胆发动民众，也使变法运动失去了强大的后盾。

第四，参与面过于狭窄。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使得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农民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意见纷呈，没有对戊戌变法形成统一的看法，因此在实行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基层”干部真心的拥护和人民的支持，变法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了。

与此相反，大洋东岸日本的“明治维新”却轰轰烈烈的进行着，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危机。日本的明治维新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四个方面入手。与中国相比，他们的变法运动获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在政治方面，他们消除了封建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在经济方面，允许土地的买卖，承认土地的私有，鼓励人们进行生产;跟中国相似，他们创造了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的技术，推动企业的发展。在军事方面，他们建立现代化的军队，提高防御和进攻能力。最后是教育方面,他们大力发展现代教育。从变法的领域上看，与中国的差别并不大，可是为什么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呢？从公关的角度来比较分析，可以得出有益的启示。

首先，从参与性上而言，由于明治维新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活动,步伐比较稳健，参与性相对较广，如土地的买卖等，允许小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之间协商。试图走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政体的维新派其根本目标就是开议会、推行宪法，但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不但没有到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救亡图存的抱负，从群众中获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反而自以为是地认为“民智未开”，刻意拉大和民众运动之间的距离，失去变法的民间根基。维新派在处理与社会各阶层关系上的这着败棋，丧失了来自民间那股巨大的力量源泉，后来的历史表明，决定中国改革或革命最终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力量在于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对维新派忽视群众力量在变法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巨大的讽刺。

其次，从变革的内容上看，明治维新主要是小地主阶级推动下进行的，他们在嫁接西方技术时会较多考虑自己的情况，从而借鉴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各项内容。而当时的维新派则害怕改革会动摇封建的统治，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存在着侥幸心理,显得畏首畏尾，甚至是无所适从。维新派领导者从理想出发，看重目标而不太重视具体可行的过程和手段，缺乏强硬力量的支持，却又把难度最大的官制改革和人事变革当做变法中首先的突破口，客观上刺激了顽固势力的反抗，，增添了变法的阻力。

可见，社会的大型活动要取得预期的目的和效益，就必须充分地做好主题和人心的公关活动。主题是大型活动举办成功的灵魂，主题深人人心，才能使得活动的声势强大，才能形成摧枯拉朽的力量。任何形式的创新都必须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社会心理环境，否则，一切的创新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