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的北京，阳光明媚，温暖柔和。走进东四附近的一条胡同，大街上的喧嚣立刻变得宁静。宏盟集团副主席、亚太区主席杜孟先生就住在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国际公关》记者轻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位老先生，从大门进去，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两旁摆放着不少绿植，它们栽在四方木盒中，木盒上有中国旧式鸟笼。穿过第一个院子进入大堂，4扇中式镂空窗棂挂在墙上，中西融合的壁炉上摆着几只陶罐，玻璃茶几和中国旧式的木质椅子虽风格各异，但也相得益彰。这样的场景让人游离于时光机中：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西方的过去和现在，在这里交汇碰撞。被称为“中国公关之父”的杜孟正是用这样的方式讲述他经历的中西文化交流故事。

　　“做你想做的，做你认为对的”

　　“做你想做的，做你认为对的。”父母的这句话伴随着杜孟成长，也指引着他前进。上世纪70年代末，刚上大一的杜孟利用假期到台湾游玩。初到台湾的他被这里一切都惊着了，正处于腾飞阶段的台湾让杜孟热血沸腾。他决定到台湾留学，分别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和台北政治大学。后来他去了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参观旅游，中国悠久的文化，改革开放初期呈现的蓬勃生机在他心中久久回荡。毕业之后，他辞掉工作，毅然决定到中国发展。听到他的想法，当时所有人都惊呆了，甚至有些朋友还揶揄他：去中国你就等着受穷吧。可职业的敏感告诉他，改革开放的中国即将迎来一场大变革。更何况，父母的那句话好像也在指引着他：去吧，去做你喜欢的事，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就这样，杜孟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在中国的创业之路。那一年，他25岁。

　　谈到中国公共关系行业，杜孟向记者说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有一天，他在整理有关自己的中文剪报时，发现了一桩令他哭笑不得的事情：由于他以及他所创办的中法公司在中国公关领域的先行者地位，在1996年的某媒体上，当时只有36岁的他竟然被称为“中国公关之父”;同样使他引以为傲的，是当年中国首任驻美大使、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会长柴泽民先生代表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授予他的编号为001的荣誉证书。该荣誉证书是对杜孟先生在华期间为中国公共关系事业的发展做出的开创性且突出的贡献的高度认可和鼓励。

　　不管是“中国公关之父”也好，还是编号为001的荣誉证书也罢，都是在表彰杜孟为中国公共关系行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是他，最早将专业的公关技巧，包括危机处理和政府事务等公关传播服务引入中国;是他，将世界诸多知名品牌，如马氏、柯达、英特尔、ABB、拜尔、麦肯锡、肯德基、轩尼诗、诺基亚、劳斯莱斯，以及雪铁龙汽车等众多跨国公司成功推广到中国;也是他，为之后中国申办亚运会、奥运会等大型活动贡献了力量。

　　“创办一家公司对谁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一个外国人要在中国开公司。”想起当年在中国创办公司的困难，杜孟至今记忆犹新。“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公关’还是个非常陌生的词。公司里没有传真机，申请一部电话需要很长时间，打长途电话还必须经过接线员转接，连这些最基本的办公条件都不具备，要提供专业细致的服务就更难了，更困难的是，中国政府当时对服务行业的发展并不鼓励。”回忆起当时的困难，杜孟感慨良多。“我到工商局办营业执照时，工作人员甚至不知道把我的公司分到哪个类别。”回忆起当年在工商局注册公司的情景，现在的杜孟还不禁哑然失笑。“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对中国整体环境不了解，而且我们是第一家，没有模式可以参考。”这些都是当时实实在在的困难。

　　“但挑战中蕴藏着机遇，只要克服困难，坚持做下去，你就赢了。”杜孟确实赢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只不过30多年时间，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多年前，中国人不知道任何国际品牌，30多年后，中国人不仅知道国际品牌，而且对品牌的历史、产品信息都如数家珍。30多年前，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公关公司;30多年后，中国不仅有了很多本土公关公司，而且不断走向国际，向海外推广自己。可以这样说，杜孟是中国社会变化和中国公共关系行业发展的见证者。

　　坚守道德底线，并勇于奉献

　　“好人变坏人，坏得没法比。”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杜孟以这个拉丁谚语为开头。在他看来，一个公关人员是否优秀，首要的衡量要素就是道德。成功的公关人士都有一流的名声，在这个行业，你需要别人相信你。有些人为经济利益而放弃道德，这对行业是很危险的。“如果客户的目标不符合我的道德标准，我就不接受这个客户，而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杜孟谈到了自己做生意的原则，“但你必须这样，一流的公关从业人员必须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1995年，杜孟联合所有公关公司签署道德协议，以此来宣布他们的行事准则和职业操守。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却越来越少，这是杜孟看到的一种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