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华为还是很小的私营企业，记得1995年，公司准备参加第二年的莫斯科展。刚加入华为不久的我，有一天突然被叫去开会，原来是因为一个国 企在得知华为要参展的消息后十分不满，到政府部门去“告状”了。他们就觉得，“一个民营企业，凭什么申请国外参展?”其实，企业去国外参展，都是自己掏 钱。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可能匪夷所思，但当年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当然，最终华为参加了莫斯科展。很多年后我才听说，是因为当时开会的领导看不过去几个男人咄咄逼人地训斥批评一个小姑娘，就什么也没说，默许了我们参展。

　　今年我碰到一位退休的老客户，他说还记得20年前我常等候在他办公室的走廊中，怯怯的，也很礼貌地等他，他过意不去才接见名不见经传的华为人，不得已的听着产品推销。老领导感慨着华为的巨大进步，而我其实已不大记得这些场景了，可能是因为当年这类情形太多了。

　　进入新世纪后，华为开拓海外市场刚有些进展，“来自中国”就成了某些人眼中的“原罪”。部分西方媒体关于华为的负面新闻也常出现。这些报道往往捕风捉影，要么宣称华为是因为获得中国政府额外关照才发展起来的，要么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先入为主地指责华为，还有美国政客公开宣称华为威胁美国国家 安全，欧盟官员几次准备启动“双反”调查……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共关系工作受困于外界关于华为身份的种种误解与猜疑。正如任总2015年1月在达沃斯论坛上所讲，华为在全世界的发展态势是好的，外界想“你们这个公司干得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那你们是有背景”;美国想“哎呀，你们走出来，代表社会主义，你们在积极进攻”;那中国在想“你们个人都有股票，那算不算资本主义呀?”

　　“人们总是崇尚伟大，但当他们看到伟大的面目时，却却步了。”这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一句名言。

　　事非经过不知难。我们羡慕国际领先企业在公共事务上的有条有理、游刃有余。而光鲜的背后是大量基础性、事务性的工作，建立规范、发展组织、引进人才、培育能力、推动内部意识转变等，不一而足。

　　最难的是意识转变。我们曾经像鸵鸟一样，把头埋进沙子，各级主管谈起采访和对外发言就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在公司领导一再推动下，甚至是 “不讲错话就要处罚”的“威胁”下，各级主管、专家积极学习信息屋、背英文稿、练肢体语言……从一开始的忐忑紧张、略显青涩到后来的发挥自然、收放自如， 从“不敢亮剑”到“善于亮剑”，一批形象气质技能俱佳的华为发言人不断涌现出来，在媒体、论坛上精彩亮相。

　　引入西方公司在公共事务上的最佳实践，建立组织能力，也是公共关系体系近几年重点推行的工作之一。如同公司其他领域的变革项目一样，每个 流程的引入、规范、固化以及优化，都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大家被逼着放弃那些看似轻车熟路的经验式做法，转而使每项工作都有章可循，这也是“自我折 腾”的过程。我们确立了以六大议题管理为主线的商业环境建设框架，包括持续开放透明建立信任(身份的证明)、网络安全与用户隐私保护、贸易便利化、政策激 励及政府支持、员工运作灵活度;完善了全球组织架构，引入了大量专业领域专家;主动规划、建设有利于公司全球发展、区域运营的政策环境与舆论环境。

　　在身份证明议题上，过去外界一部分人的确对华为存在种种误解，经过持续沟通，目前这些误解得到了显著消减，如知识产权话题、透明度问题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人认可华为在创新、全球化、开放合作、本地贡献等方面的形象。

　　过去我们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通过持续投入，开放合作，华为建立了端到端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机制，并成为了业界在网络 安全领域的最佳实践者之一。目前，这一信息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外界的认可，包括英国和马来西亚、德国等国政府在内，一些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对华为在网络安全问 题上的信任在不断增强，我们刚刚就获得了马来西亚“年度最佳网络安全企业”奖，德国“网络安全透明度”奖等等。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我们在降低关税税负和提升清关效率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全球ICT产品的平均关税约为1.6%，而华为约为1.7%， 在中国尚不是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因而无法享受到相关优惠的情况下，能取得这一成绩相当不易。从清关效率看，全球的平均水平约为21天，华为公司只 有10天。这些都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支撑公司主航道业务的发展。而且外界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华为是一家来自中国、秉持开放和公平竞争理念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