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早，央视报道《新快报》记者陈永洲供认收受了“黑钱”，刻意在报道中打压中联重科。我相信，那时那刻，涉事的各方内心都是五味杂陈。一位媒体朋友在微信上说，“中国的很多事情，到最后都是双输。”我想在他这句话下面留点评论，但写了删，删了写，实在不知道说点什么好。最后只好点了个“赞”。

　　用“五味杂陈”来形容企业公关圈和媒体圈对这个事件的感受，似乎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这个事件似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道理，似乎每一方都有自己的问题，你站在哪边说都是片面的。这的确就是这个特殊的生态环境的现实。我不想去过多探究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的问题，但《新快报》事件发生后，我看到听到的多是媒体的口诛笔伐和公众对《新快报》一边倒的支持，而甚少听到来自企业圈的声音。

　　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没有哪个企业敢和媒体做对，除非被挤兑到农夫山泉和中联重工的窘境。我相信，农夫山泉和中联重科的管理层、公关部不会是一帮庸才(否则企业不会做到如此规模)，但它们最终选择走向公开与媒体的对抗，只能说是已无其他路径可循。

　　在企业与媒体的关系中，媒体毫无疑问是具有先天的优势地位的，毕竟媒体拥有稀缺的话语权、解释权，从而可以引导公众对企业和事件的判断。所以一般情况下，在企业的公关危机中，媒体会发挥主导作用。这就使企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这个媒体就跟你干上了，你怎么办？！有没有翻身的机会？

　　一些经营思路比较扭曲的媒体、或人品比较奇葩的记者，打压企业的行为方式很像早些年衙门里专门打人板子的衙役，会琢磨出很多折磨企业的门道，对企业的负面报道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目地。

　　最常见的就是为了广告，特别是近一两年，媒体生存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一些媒体的采编人员甚至都背上了经营的压力；其次是被企业的竞争对手买通和怂恿，陈永洲貌似就是属于这种情况；还有就是为了配合某个公关事件，媒体被事件的幕后推手买通和操作，为虎作伥；再有就是记者完全为了谋取私利，用公权力敲诈企业；当然，还有出于个人恩怨的、或为了扬名立万的——再强调一下，这里面不包括那些书写正义、秉笔直书的真正的记者和媒体。

　　我们在处理企业危机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无良媒体形形色色的各种玩法。我们曾经遇到过在参与项目招标中，某记者对业主方施加压力，称业主方的技术标准有问题。而业主方不想卷入媒体报道，索性改变了招标决定。这位记者的计划得逞，而也就在不久前，也是这位记者用同样的方式改变了类似项目的招标结果。

　　我们也遇到过某个无良媒体，，连我们企业是做什么的都没有搞清楚，从网上找了些毫不相关的投诉信息，生生地扣在我们脑袋上。还有一些无良“专家”和这些媒体勾搭在一起，只要是某个行业内的企业负面报道，就一定能看到这两三位“专家”的评论，屡试不爽，而其实这几位“专家”在这个行业内的口碑臭不可闻。但不论这些媒体敲打企业的手法如何，不论事实如何，对企业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死局”。

　　其一，企业没有证据表明媒体是恶意报道，即便事实的确有出入，但媒体可以说是在行使言论监督，退一万步说，媒体大不了发个更正或道歉；

　　其二，即便媒体道歉，但企业宁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过多纠缠，也不愿意此事再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其三，企业不愿意和媒体在公开场合打口水仗，一来企业不愿意“屈尊”与这些无良媒体为伍，二来话语权始终在媒体那一边，这是场注定打不赢的战争；

　　其四，企业不想给其他媒体留下不佳印象，和一个媒体斗法，会让其他媒体同仇敌忾；

　　其五，还有些媒体就是为了“打造影响力”，逮谁咬谁，就盼着企业和他们争个短长，借此增强媒体的知名度，比如(嘿嘿，我就不说)。遇到这样的媒体，企业更不想去把事情搞大，以负面新闻去成全这类媒体。

　　所以，最后的局面就是如此可笑和可悲。所以，当很多人在《新快报》事件一开始同情支持陈永洲的时候，我知道，中联重科实在是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一条双输的路。这条企业与媒体对决的路，几乎每一个企业都遇到过，只是从来没有走到这么远而已。

　　*本文已经写完了，但为了避免被过度解读，一定要声明一下：在我做企业传播工作的这些年里，“无良”的媒体的确是极少数。而更多的是那些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记者朋友们，他们才是中国媒体界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