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独特的文化内涵与灵活形式和丰富活动的有机融合，完美地演绎出妈铒信俗的文化软实力，实实在在地体现出了文化“攻关”的硬功夫，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连锁反应。现代公关关系与文化底蕴的有机结合将使得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从文化公关的角度审视、营造和运作大型活动，有效地把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不仅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能产生无穷的韵味。
作为一个重要的公关推动力量，文化在政治经济上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放眼历史发展长河,无论什么时候文化都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递给世界的名片，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权力的象征。今天,人们记住中国、意大利、希腊和埃及，关键是因为它们曾经有过的文化辉煌,它们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纵观历史，一种文明实力的扩张通常是与它的文明鼎盛时期同步发生，几乎是与它运用实力向其他社会传播价值观、习俗和制度有关。无论是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还是法兰西帝国与大英帝国，如果没有文化优势的运用，没有哪个帝国能够繁荣起来。神圣罗马帝国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化结构上的帝国野心及范围的典型例子。

神圣罗马帝国由约243个微型国家组成，根本没有明确的领土轮廓，建立起来的帝国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机构，它还通过文化实力来施加非官方形式的统治。以世界大同主义者捍卫真理的做法为它的“神圣统治”和“罗马化”披上合法的外衣,为军事扩张行为提供道义上的理由。罗马统治阶级大力推行帝王崇拜，这不但使统治者及其家族的政治统治合法化，加强了行省居民对统治王朝的忠诚,而且力图使被征服者觉得自己是一个共同的伟大的帝国的一部分，促进行省臣民对罗马帝国心理上的认同和思想观念上的罗马化。

罗马化是指被征服民族逐渐与征服者的行为、风俗和生活方式变得和谐一致的一种过程，这一过程是罗马征服者有意设计和精心布局的文化公关。同化的过程是罗马帝国在西欧政策的一个有意识的组成部分，同化的目标是贵族。假如说在罗马帝国的生活中武力约束和政治统治是绝对实情,但是，由于共同文化价值观在那些臣服帝国髙压政治的人一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凝聚力，使得他们并没有觉察到武力约束和政治顺从的强制性。虽然欧洲国家由当地掌权者实施世俗统治，但横跨整个欧洲的共同文化纽带是基督教信仰，而基督教的传播者是一批跨地域的讲拉丁语、写拉丁字的文化精英。在血腥的“十字军东征”圣战期间，僧侣体制和骑士体制也作为帮助传播基督教的跨地域制度发挥作用。

罗马的象征性髙压政治是通过罗马文明的传播和文化的公关来实现的。爱德华•吉本在他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评论到：“在距离最遥远的那些国家中，罗马的名字深受敬畏。最凶猛的未开化民族经常将自己的纷争交给罗马大帝公断。”罗马人非常敏感地意识到了军事统治和辉煌文化结合的必要性，那些征服者心里认为,帝国的含义中包括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凝聚力的形成来自共同的文化认同。罗马人很关注自己的语言在国家行为中的影响，以至于扩大拉丁语的使用和运用军事武器一样，都成为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他们期望通过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深入的文化同化来维持帝国的“神圣统治”。帝国的怀抱包容着众多的民族，但是他们必须接受超越民族的文化身份。在帝国体系内，只要少数民族没有特定的领土要求，融入“罗马化”的过程中，他们就不会受到排挤。“罗马社会的顺从是一致、自愿、持久的。被征服的国家融人一个伟大的民族，放弃了恢复独立的希望甚至愿望，几乎不再会将自己的存在与罗马的存在割裂开来考虑。”

可以说，帝国的强盛，国内和平、和睦是罗马人奉行温和、包容政策的自然结果，也是在文化上“罗马化”公关的成功体现。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国也发生过通过文化公关来实现政治目的的事件。匈奴自古以来与汉族杂居于黄河流域，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也逐渐地受到汉族文化的同化。从匈奴人使用的汉字来看就可以得到证实。汉朝建立以后就有意地对匈奴施行汉化政策，汉初娄敬说刘邦与匈奴和亲便有此意,娄敬认为，汉初天下初定，实力不及匈奴，必须寻求武力之外的征服途径。“公主和亲”正是这样一种最有效的征服途径。他建议刘邦将嫡长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同时配以丰厚的嫁妆，匈奴在不战的情况下即可取得荣耀和财富,一定会非常称心如意，从而停止南下侵扰边境，并立长公主为匈奴大阏氏（单于正妻）。其所生之子是大汉皇帝的外甥或外孙，将来会被立为新的单于，因而匈奴子子孙孙都会臣服于汉朝。汉文帝时贾谊也提出“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的设想和“三表五饵”的建议,实际上也是想逐步同化匈奴，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从汉匈和亲开始，此后历朝不断成为中原王朝和亲对象的还有乌孙、吐谷浑、高昌、突厥、吐蕃和契丹等。这些和亲之举，与秦汉以来历朝历代不断修筑长城一样，都是当时的统治者面对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防御之策。但就实际社会政治效果而言,和亲远胜于修长城，文化公关的魅力远大于军事战争的效力。“和亲”是中国和合文化的外在体现方式，向世人展示出其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成熟和智慧。它既能“化干戈为玉帛”，解决民族纠纷，又有效地促进了民族间的大融合。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和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千年来一直为历代各族人民所称颂。从历史实践上我们也可以看，汉唐实行和亲不损其强盛，宋明反对和亲不减其羸弱。

史书记载，“(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賜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汉书匈汉传》)昭君作为“民族友好使者”出塞之后，胡汉之间50多年友好相处，北国边疆出现了“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昭君出塞、胡汉和亲作为历史上一种文化现象化干戈为玉帛”，实现民族之间“双贏对话”的中国方式，为“华夏一统、胡汉一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今天的内蒙古早已成为“模范自治区”（周恩来语），不但因为这里是昭君出塞、蒙汉和亲的地方，是王昭君的长眠之地，更因为在这里已经出现了千万个现代版的“王昭君”。新中国成立之后，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在不同的国家建设时期，，千百万汉族青年来到祖国的北部边疆，与当地人民和谐又友好地工作生活在一起，并在这里“扎根、开花、结果”,用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如今，“昭君文化”更是已经成了呼和浩特市的文化品牌。自1999年以来，呼和浩特市每年举办一次“昭君文化节”，这些既说明和亲文化影响的持久性，也说明文化公关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索引：文化,“罗马化”,公关,成功,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