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月28日上午分组讨论中央决算报告、审计工作报告和财经委员会审查报告的过程中，转移支付问题、“跑部钱进”现象再次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们关注的焦点。成思危副委员长笑言：“中秋节前北京堵车很严重，都是送月饼的，什么时候中秋节前北京不堵车了，我们的政府可能就好多了。”

    众所周知，“跑部钱进”是各地驻京办的主要“职责”之一，月饼不过是联络感情的一种媒介。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曾说： “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这存在很大的随机性。”

　　各地为什么非得“跑部钱进”不可呢？道理很简单，谁跑谁得到的项目和资金就多。由于部委或者部委中的某些人所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或项目审批权力，属于稀缺资源，要想得到资金和项目，必须通过公关，通过“感情投资”等方式获取。这种局面在事实上将部分权力置于了市场化状态，为“交易”创造了条件。谁公关能力强，谁“感情投资”做得巧妙、到位，谁就能给本地跑来项目、跑来资金。不难看出，部分权力的市场化，是“跑部钱进”赖以存在的根源。

　　经验告诉我们，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越大，权力市场化的倾向就越明显。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李金华审计长一语道破天机：“一些部委个别人决策、决定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当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资，不是由严格的规则、制度决定，而是由部委个别人的自由裁量权决定的时候，部分权力的市场化乃是必然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而且，我国至今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来确定转移支付金额，而主要看各地讨价还价的能力，那些跑得快、跑得勤、擅于拉关系的地方就更容易获得拨款，导致拨款不透明，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各地争着抢着“跑部钱进”，互相攀比搞“感情投资”，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为腐败的存在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也造成资源配置的失衡，无法达到最佳配置状态，降低了社会效率。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必须从根源上着手，即从制度设计上，消除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以制度和规则代替个人意愿。

　　全国政协委员刘鹤章建议，为减少专款设置上的随意性，专款的设置要报国务院批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预算要细化。有必要编制分省、分项目的预算，以此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形成自律机制；中央专款的项目、管理办法、申报程序、分配标准公开，分配情况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转移支付制度制度化、法制化。

　　完善的制度设计，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比如，美国、英国等国家，都采用公式拨款的方式，即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公平地得出转移支付金额，以此取代权力拥有者的自由裁量权，既提高了透明度，也便于操作，还不给腐败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