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中国)公共事务总监徐俊

　　(徐俊人如其名，有种如沐春风的温和，谦逊有礼的他非常有江南书生的感觉，看着他谈话，你会觉得对面意态优雅，微笑不断的他越看越耐看。公关行业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职业，但徐俊却做得很快乐。)

　　除夕之夜入公关

　　少年时期的职业理想和公关并无关联。高二那年，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倡导下，“北京中日青年友好之船”代表团去日本考察交流，我幸运地成为其中的高中生团员之一。初次的日本之行让我萌生了做外交工作的愿望，我的理想来得非常偶然，但一来就非常强烈。因为这个理想，在预招老师的指导下，我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只填了一个学校，一个专业，就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新闻系。

　　在大学里我首次和公关结缘，最初是参与郭惠民老师的原版公关书籍的中文翻译工作，后来在学校记者团的编制下我组建了首届校学生公关协会，(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并且还请校外的老师和从业人员来做讲座搞公关培训，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如此，当时我还是一心想做驻外记者。可是毕业那年是1990年，当时新闻界正好内部调整，因此没机会进新闻单位。我进入了北京广告公司做客户服务，经过两年的磨砺，当时觉得广告这一行我都学会了。

　　于是，年少气盛的我离开北广，去一家香港广告公司负责业务。公司规模的悬殊差异让我很快就意识到业务拓展的困难，也发现我并没有完全懂得这个行业。两年半的时间是不可能懂得一个行业的，起码需要五年吧。

　　(徐俊主动辞职，辞职后的他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刚刚工作两年半就待业在家，这可是在90年代初期大家都讲究铁饭碗的时候，当时徐俊的父母很为一向引以为自豪的儿子担心。而徐俊自己从中吸取了经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浮躁。)

　　机遇的来临很偶然，但抓住机遇的人肯定都有着必然吧。那时，刚进入中国的博雅公关在北京招人。北京公关圈里的人推荐了我。我至今记得面试，1992年大年三十的下午，在三三两两的爆竹辞旧声中带点激动带点兴奋也带点不安初次踏进博雅中国公司的大门，坐在老板——一位和我同岁的英国女性面前。

　　她问我觉得自己适合公关这个工作吗?我说我这个人比较缺乏创意，比如想一个很好的广告语等，这不是我的强项。她说那你会不会学习?我说我读了十几年的书，学习应该会吧。她说，学习是在合适的时间找到合适的人去问合适的问题，她说公关是一个团队活动，你要知道找谁帮忙你，这是最起码的素质。我说我这个还是可以的。那次面试给我的启发很大，就是公关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团队。

　　就这样，1992年的除夕夜，我入了公关这一行。

　　说起16年前的往事，徐俊记忆犹新。他深有感触地说年轻人在大学里要多多走出校园，多些社会实践，和社会多些互动，无意中多看一眼，多听一句话，多学一门课，多识一个人，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刻意为之，反而不见得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