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的一个长处是，他善于经营自己的公共关系。这一点有别于海瑞的孤傲不群，颇有一种和光同尘的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本朝之任人授官，向来有重文轻武的特点。许多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本朝国防之所以漏洞百出，是因为文官集团以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在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看来，文官集团简直就是一群玩弄权术的伪君子，他们不仅在思想上轻视武将，而且对军事实务也常常提出各种近乎荒谬的指责。在文官们嘴里，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就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若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至于人事管理上的陟罚臧否和经费上的划拨支付，也往往控制在文官手中。倘若因为拖欠军饷而致使士兵们哗变生事或掠夺民财，则自然要追究将领们的责任，而文官却可以通过欺上压下的手腕安然无事。

　　依照黄仁宇先生的看法，(文章来自活动策划公司、上海公关公司)，本朝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颇似民间流传的潘仁美与杨家将的关系。以武将们之忍辱负重，莫如拍案而起，愤然相向，直到正义战胜邪恶，快意恩仇于立时。但实际的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武将们未必代表正义，文官们也未必是一个多么邪恶的集团。

　　戚继光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跟这个世界对立起来，也没有把文官武将之间的摩擦看成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他能够坚守独善其身的立场;在人际关系方面，则奉行与人为善的原则。在戚继光看来，文官武将之间不过是职务上的分工，需要的不是对立，而是沟通与协作。

　　因此，戚继光不仅在兵部甚得人缘，与整个文官集团亦可谓是埙篪相和。许多文官愿意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在平常的谈话中，戚继光则常常随口引用儒家经典和历史典故，颇有以史为鉴的效果。